在麦金农和肖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观点的论述中，虽然没有就金融结构作出专门的论述，但是他们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问题时，强调“一个以银行体系为中心的有活力的国内资本市场，可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极为有效的发动机”。

　　此外，他们还有针对地研究了企业的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方式，认为货币当局应当改善货币供应条件，提高货币的实际收益，以增加货币积累，改变内源融资占主导地位的状况，并最终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经济货币化程度。由此可见，麦金农和肖的金融结构思想是隐含在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中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两分法”的提出，将戈登史密斯之后的金融结构理论研究再次推向高潮。该理论将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划分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种金融结构模式，并对它们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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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分法的研究中，美国学者AsliDemirgucKunt和RossLevine于1999年发表了论文《以银行为基础的和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系统：跨国比较》，试图把全球金融系统划分为市场主导型的和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进一步从实证角度来区分金融系统的差异。

　　2002年，同为美国经济学家的FranklinAllen和DouglasGala在《比较金融系统》一书中，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五国为代表，系统地比较了它们的两种金融体系的形成机制、优缺点以及各自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等，进一步推进了“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金融结构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的金融体系逐渐从单一型向多元化的结构方向演变，金融结构问题在经济运行中所扮演的角色渐趋重要。一些学者是从金融分层角度对金融结构进行了界定，如在王兆星看来，金融结构是由各种金融要素有机联系的整体，这种联系包含质和量两个方面；

　　方贤明将金融结构界定为由金融活动中行为主体之间关系决定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体系构成的总和；李量认为金融结构是一定时期内一国的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形式、内容、相对规模和比例，一定的金融结构不仅反映了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也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特征；

　　张立洲认为金融结构实质上包含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上是指在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工具、金融资产等各组成部分的比例、相互关系及变动趋势。微观上是指上述各组成部分内部的构成、比例关系及变动趋势；

　　王广谦强调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规模、运作、组成与配合的状态，是金融发展过程中由内在机制决定的、自然的、客观的结果，在金融总量或总体发展的同时，金融结构也随之变动；

　　张捷认为戈登史密斯对金融结构的理解侧重于功能角度，他依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把金融结构界定为主流金融和非主流金融两种类型；白钦先把金融结构定义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关关系以及量的比例；

　　李健、贾玉革基于金融结构合理性的评价与衡量问题，从要素、功能和效率等角度对金融结构合理性的不同特征进行了研究，同时还就金融结构的合理性问题，设计出一套涵盖金融产业结构、市场结构、融资结构、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等五个方面的评价标准。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是从制度变迁角度对金融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比较经典的包括但不限于，李木祥、钟子明和冯宗茂在主流制度经济学范畴对我国金融组织结构的变迁进行探讨，认为金融结构是金融参与主体在金融活动中所需遵循的有关规则的集中体现。

　　上述对于金融结构概念和内涵的相关界定，体现了不同学者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金融结构的理解，为金融结构及其与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不过，在看来，现有研究虽然已经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制度安排进行了尝试性分析，但是仍然不够，因为一个良好的金融结构定义既要能反映其金融属性和制度属性，还要动态地反映其组织成分的构成、功能和变化。简而言之，需要在“制度一结构一金融中介一实体经济”之间构造一个完整的逻辑链。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一是戈登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发展)理论。首先，对于有关金融结构的理论解析。作为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者，戈登史密斯于20世纪60年代开了现代金融理论研究的先河。

　　特别是他1969年出版了专著《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对长达百余年、几十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及金融结构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奠定了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基础蔡则祥,对于经济分析来说，“最重要的也许是金融工具的规模以及金融机构的资金与相对应的经济变量如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产形式和储蓄等之间的关系。

　　因此，戈登史密斯认为，从数量关系描述一国的金融结构更为可取。为使研究具有完备性，他设立了八个衡量金融结构状况的数量指标：

　　(1)以某一时点现存金融资产总量与国民财富之比来表示金融相关率而FIR是衡量一国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指标，也是一国金融深化的度量尺度之一。

　　(2)金融结构的构成比例。该指标是指主要金融工具的相对发行量和在国民经济中各主要部门的分布状况、比例构成。

　　(3)金融总资产及余额的比例分布。该指标反映了不同的金融工具在经济中的渗透程度以及不同经济部门和子部门对金融工具的偏好。

　　(4)金融机构的相对重要性。对该指标的衡量需要借助各种金融中介机构在所有金融机构总资产中的比例，在金融工具总额中的比例，以及在几种主要金融工具余额中的比例等指标。

　　(5)各部门和子部门全部资金来源与资金运作状态。可以用资金来源与运用表来分析和掌握不同部门的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的比重，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债权变化情况。

　　低水平金融结构。在该结构中，金融相关率较低，仅约为0.2-0.5,股权凭证较少且远低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债权凭证，银行体系在整个金融机构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由家庭所有的小企业是生产和流通中的主体。

　　中等水平金融结构。在这一结构中，金融相关率和股权凭证占比依然未得到大的改观，债权凭证继续占主导，银行也仍在金融机构中居主导地位。不过在该结构中，政府及金融机构发挥的作用更大，同时大型外国投资股份公司已经大量存在，金融中介占比比较高。中等水平金融结构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较为常见。

　　尽管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各不相同，但各自的金融发展路径却在结构性差异中总体显示出某种共性的规律。

　　其次，关于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戈登史密斯基于社会分工理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展开了研究，他认为在既定生产技术水平条件下，如果消费者的储蓄偏好、投资风险都不变，那么金融机构与金融资产的种类越丰富，金融活动对经济运行的渗透力就越强，经济发展水平亦越高。

　　如果没有金融机构与金融工具，储蓄与投资的职能往往被混淆，而金融活动的出现通过克服资金运行中收支不平衡产生的矛盾而使储蓄和投资成为相互独立的两个职能，即投资者的当期支岀可以超过收入，储蓄者当期积累的收入可以获得增值。

　　因此，储蓄者和投资者都十分愿意接受金融活动带来的社会分工，而金融活动为储蓄者提供了之前所没有的新投资机会，结果不仅使他们分享到投资的好处，也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虽然它们本身并不是储蓄者和投资者，但是它们通过重新配置因储蓄和投资活动产生的资金供求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金融机构的这种资金重置不仅提高了社会储蓄与投资的总体规模，又将储蓄有效地分配在各种投资机会中进而提高了投资的边际收益水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