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钱为什么这么多？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金融，到底是什么？这些看似复杂而又抽象的问题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EMBA班十一期的课堂上一一被解答，而引领学员们寻找到答案的正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

　　陈志武教授是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而对于金融是什么？陈教授说：“对于金融的认识、理解，花了我二十余年时间。”而今，他就在这三尺讲台上将这二十余年的认识与理解倾囊相授，其中不乏颠覆我们惯有认知的观点。

　　勤劳致富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信条，所谓天道酬勤，我们一直认定勤劳与富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可是，实际呢？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工作小时是众多国家中最多的，但是中国人却不是最富有的，相反的，工作小时远超其他国家的中国，人均GDP是最低的。所以，勤劳，真的致富了吗？

　　民以食为天，而粮食要靠肥沃的土地来种植，所以很多人认为肥沃的土地是致富的根本，更多的土地意味着更多的粮食，更多的粮食意味着更加富有，而各行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数据推翻了这一固有认知。

　　从中国和美国的行业结构可以看出，农业占全国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直至最后远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由此可见，农业并不是致富的主力军，所以，富裕真的源于肥沃的土地吗？

　　“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是决定一国财富的根本因素”这样的财富观不仅仅是我们仅有的观点，实际上这种看法一致主导着人类历史。而历史，是在慢慢改变的。

　　这是主要一些国家和地区自然资源数据图，我国的物藏丰富，资源远远超过台湾、日本等国家，但人均GDP却不足以上国家的三分之一，如此尴尬的对比让“地大物博是一国财务的根本因素”一说难以成立。那么，在推翻了我们一贯的认知之后，致富的根本因素到底是什么？答案并不是唯一的，在这里陈教授给我们分享的一个观点是：让“死”的财富变“活”。所谓“死”的财富我们可以理解成为一切变现能力较差的资产，这里，我们以挪威石油储存量为例。

　　挪威石油储藏为100亿桶左右，按每桶25美元计算，如不考虑开采、输送成本，那么挪威石油储藏的总价值为2500亿美元。我们假设现在是1985年底。那么，从1985年到2001年底，石油价格累计涨幅约50%，也就是说，到2001年底挪威石油财富为3750亿美元。在此期间平均每年增值2.4%，年波动率风险为41%。但是，考虑到这期间的通货膨胀率之后，这笔石油储藏的价值到2001年只有1985年的80%，平均每年下跌1.3%。因此，除非油价疯涨，不然油田的价值只会越来越低。这就是“死”财富的特征：其价值随时间的流失而流失。

　　相比之下，如果挪威在1985年底将其未来的石油现金流证券化，也就是把未来石油现金流的产权出售出去，然后将兑换后的现金财富投资到一个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证券投资组合中，那么由此带来的收益就远不同于之前的收益。这就是利用证券化将“死”财富变“活”，因为只有“活”钱才能生钱。

　　假如挪威在1985年线亿美元的现金，并将此现金60%投入政府公债，40%投入到国际股票中。由下图可知，这样的证券化在2001年年底给挪威带来的收益是1万2千亿美元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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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的慢慢更迭中，那些一直被我们认定的道理也在慢慢改变，如今富裕不再是靠着资源丰富就可以的，如何在新的社会发展中运用金融交易、熟知金融操作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从经济方面而言，个人的生活挑战中最核心的是什么？是个人收入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消费者意愿却随年龄增长而下降。所以在想花钱的时候没钱，在有钱的时候又不想花，这样的收入与消费意愿不配比是困扰着众多商家以及消费者的核心问题。那么，为了促进消费，改变消费观念，就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如何缩小“未来钱”和“现在钱”之间的差距？

　　在19世纪20年代Julian Goldman商店打出了一个广告：He makes only $3000 a year but is worth $112,290。这样广告在现在看来只是利用了贴现原理，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令消费者兴奋的新概念，同时也悄然间改变着人们的消费观。同样的，第一件进入美国家庭的工业革命大件——缝纫机，也是在金融产品的催化下风靡全国的。在当时，缝纫机是一件价格昂贵但是能大大提升生产力的机器，普通家庭非常想购买却很难有能力一次性支付全部价款。而怎么促进消费也是当时很多缝纫机商家所困扰的。1856年，I.M.Singer 公司市场营销总监Edward Clark 提出了一个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让美国家庭先用上缝纫机，然后分期付款呢？”当时公司采取的是首付5美元，然后月付3到5美元，付完为止。这种金融创新在今天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方法，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方法使得该公司到1876年共销售26万多台缝纫机，远超过所有其他缝纫机公司的总和！

　　但是，并不是每个公司都意识到了这一个商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福特汽车公司。1899年至1909年，美国汽车的均价从1559美元上升到1719美元，而在当时，美国一般工人的年收入才800美元，私人汽车是普通美国民众的奢侈品，当时也只有少部分富有的人才能买得起汽车。1908年，福特推出了简易型的“Model T”汽车，这也是福特历史上经典的T型车，但是其车价定在850美元，这样的价格仍然高于一般家庭的年收入。就这样，汽车行业面临着和之前的缝纫机业一样的情境。

　　1916年，Edward Rumely 向福特创始人建议自办一家汽车按揭*公司，专门为其汽车经纪商和顾客提供低息*。他说：“或许是由于人的本性，更多人愿意先买车，后分期付款，而不愿意等到有足够多的现金时，才一次付清买车”。而倔强的福特的回答是：“我们的车非现金不卖。”

　　但是，GM不这么认为，当时GM的车价比福特的车价更贵，达到福特车价的两倍左右，所以GM受到价格约束更大，同样的，价格所产生的弹性也就更大。在1919年，GM成立了自己的汽车按揭*公司，专门为自己的汽车销售提供*服务，让消费者可以先开车后付款。

　　结果呢？到了1921年，福特的市场份额为56%，可是到了1926年，福特结束了自己汽车业的龙头地位，拱手相让给了GM，自此之后，福特一直居于第二的位置，再也没有超越过。金融产品的核心就是实现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的价值配置、转移。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个人按照自己“一辈子”的收入，而不是按照过去的收入来安排和消费投资。这样既优化了消费也促进了经济增长。

　　中国的货币在逐年增多，究其背后的原因主要为：通货膨胀、改革和市场化的发展。可是在这张表格的背后我们可能会忽视的一个原因是：许多因人际关系而起的经济行为被货币代替了。比如：以往的寄东西主要为求助于同乡帮忙捎带，而现在这样的活动被物流公司代替了。而基于人情和人际人脉的行为并不局限于此，在任何社会里，家庭有两个主要功能，一个经济互助，一个是精神互助。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形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他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两千五百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如此说来，在没有养老金和各种保险的前提下，“养子防老”就是家庭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手段，而“孝”文化就是保证父母投资有所回报的关键，也是儿女履行隐形契约的概念。所以，如果个人经济风险交易功能主要由家庭来承担，那就对家庭文化有相应的要求，在中国就有了儒家文化。而如果这种经济功能主要由市场来承担，可想而知，这时就需要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必须有相应的内容，在此背景下西方发展出自由、民主与法治，与此同时，西方的“家”成了一个单纯的精神生活细胞，以兄弟姐妹间、长辈与晚辈间的感情交流为基础。

　　实际上，如果儒家的本意是要把家庭建成一个不“言利”、以纯感情维系的基本社会细胞，那么由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功能才是最好的药方，这样，个人空间才能达到最大，他的精神世界才可以更自由地拓展，精神生活才可以更丰富多彩。

　　一直到最后，陈教授也没有具体给出金融的“定义”，但是悄然不觉地，金融已经颠覆了我们的思维，它改变人们的消费生活，增加了国家的财富，也在潜移默化中纯净着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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