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APP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维护金融稳定是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保障。新修改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和加强了中国人民银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人民银行成立了金融稳定局专门行使金融稳定工作的具体操作职能。然而，迄今为止国际国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金融稳定的概念，对金融稳定的内涵也众说不一。由此产生的问题很多，概念和内涵不统一造成金融稳定工作的目标不明，职责不清，渠道不畅，运转不灵。就金融稳定的横向协调来讲，在金融稳定的具体工作中在目标、工具、手段等方面，弄不清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就全国一盘棋来讲，金融稳定系统存在口径和调度的困难。

　　因此，对金融稳定和内涵的界定至关重要。只有明确金融稳定的概念和内涵，才能对金融稳定的目标、工具和传导机制有准确的把握，才能科学建立金融稳定的系统理论和操作体系，从而维护金融稳定，促进金融业稳健发展。

　　金融稳定（Finance stability）内涵丰富，至今缺少统一定义。目前，各国中央银行、国际金融组织和专家学者主要从四个角度理解金融稳定。通过综合四个角度的概念，结合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了金融稳定的概念。

　　一是从金融不稳定（Finance Instability）的角度理解金融稳定，将金融稳定定义为“不存在金融不稳定”（Absence of Finance Instability）。鉴于对金融稳定的理解存在较大争岐，长期以来中央银行和专家学者一般都直接回避直接定义金融稳定。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认为，金融不稳定是指某些重要金融资产的价格严重偏离基本价值，金融市场运行和信贷发放行为出现严重扭曲，妨碍经济增长的情况。加拿大中央银行认为，金融不稳定是指金融市场的负面状况通过影响金融体系而危害经济运行的状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Frederic Mishkin认为，当外部冲击干扰了企业、投资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正常流动，导致金融体系无法正常发挥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的功能时，便出现了金融不稳定。Frederic Mishkin的定义显然过多地关注了外部冲击对金融功能的影响，忽视了金融系统内部的金融不稳定因素的冲击。美联储的定义主要从金融效率方面定义金融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稳定性。加拿大中央银行的定义所指的“负面状况”，是一个含糊的定义。

　　二是直接定义金融稳定。为了规范中央银行金融稳定职能，更好地推动金融稳定工作，近年来一些中央银行和专家学者也开始尝试直接定义金融稳定。欧洲中央银行认为，金融稳定是指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运行良好，在遭到各种冲击时仍能维持储蓄向投资有效转化的状态。荷兰银行认为金融稳定是指一个稳健的经济系统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吸收冲击，阻止冲击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影响，而这个系统本身不应该成为冲击的发源地。斯坦福大学的Kenneth Scott 和George Kaufman教授认为金融稳定指的是系统性稳定，而不是个别金融机构的稳定，也不是金融业某些部门的稳定。各国央行对金融稳定的定义主要侧重于资源配置和金融安全的角度进行考虑。但是，金融稳定必须考虑金融稳定发展和金融结构的优化两个重要方面。归根结底是对金融稳定的“关健功能”把握不准。这是各国央行定义的不足。

　　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1999年5月推出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 FSAP）”，制定了九个标准和准则，对金融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描述了金融稳定的概念：（1）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健与透明；（2）审慎监管对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的影响；（3）金融基础设施的有效性（包括公司治理、会计和审计标准、金融运行外部环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金融稳定的概念实际上没有明确界定，仍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

　　四是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金融稳定报告对金融稳定的定义，报告认为金融稳定是指金融体系处于能够有效执行其关键功能的稳定状态。当金融稳定时，宏观经济健康运行，货币和财政政策稳健有效，金融稳定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能够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风险分散、支付清算等关键功能，而且，在受到内外部因素冲击时，金融体系整体上仍能平稳有效运行。这一概念的主要问题是，概念中提到的“关键功能”仍然不明确，使人们对金融稳定的概念感到模糊。

　　金融稳定具有特定的内涵和特征。（1）有效管理和控制货币供给，实现金融业稳健发展，为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2）保证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健全性和生存能力，以提高金融市场运行的内在稳定性和安全性；保护存款者利益，约束债务人行为，以维持正常的信用秩序；（3）改善金融体系中资金流动的微观和宏观效率，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公平；（4）优化金融结构，防止金融业的结构性失衡和经济泡沫的产生。

　　概念应浅显易懂，容易为大众所把握、运用。规范的概念应当符合以下原则：一是简单明确，一句话就能说清。二是内涵要广，能够表达某一事物的全部外延。三是要符合事实，科学合理。四是要有实际的操作意义。据此，金融稳定使用以上这一概念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金融稳定是一种稳健状态，包括四个方面的稳健：金融发展、金融安全、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这四个方面在金融理论和实践中被明确地定义。

　　一是金融稳定的目标明确。根据这一定义，金融稳定的目标是：实现金融业稳健发展，保障金融安全，不断提高金融效率，优化金融结构。

　　二是金融稳定指标体系以及对金融稳定的考核和评估明确。以所谓“关键功能”定义金融稳定，主管部门对金融稳定进行考核时往往无从着手，微观金融部门也难以把握，无所适从。从金融发展、金融安全、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四个方面入手的定义，则有利于建立明确的金融稳定指标体系。从目前各方面对金融稳定的指标体系来看，各种指标体系变化很多，相互不一致。从以上四个方面界定金融稳定，则对建立金融稳定的指标体系提供了科学的系统性线索。因此，这一指标体系有利于上级主管部门对金融稳定的评估和考核，也有利于微观金融部门执行。

　　三是金融稳定的微观基础的目标、机制明确。对于金融稳定，我们不但要求一个国家的金融要实现金融稳健发展、金融安全有序、金融效率高、金融结构合理，同时，作为金融系统中的每一个金融企业都应当围绕这四个目标开展工作，只要每一个金融企业都做到这一点，宏观金融才能稳定，这一定义实现了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的一致性，个体目标与国家整体目标的一致性。

　　金融发展的稳健状态是指金融业主要指标如存款、贷款、货币供应量、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总量、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总量等符合科学预期，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相适应；金融安全的稳健状态是指金融运行中不存在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相关的问题，金融安全体系健康有效；金融效率的稳健状态是指，金融系统信息充分，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金融系统能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实现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使投资者和金融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均衡；金融结构的稳健状态是指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与负债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合理状态。

　　金融稳定首先表现为金融安全，但是仅仅安全是不行的，如果金融不能稳健发展，零增长的稳定就是落后，在外来力量介入时，金融系统是不可能稳定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也离不开金融效率的提高，设想一个虽然安全的、增长的金融业，如果离开金融效率的提高，其自身的价值在长期内将下降，导致不稳定，只有一个有效率的金融系统才能实现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实现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一个有效的、安全的、发展的金融业，如果没有金融结构的不断优化，出现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虽然没有在短期内显现出来，但是，长期如果这种结构发生倾斜，将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实质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如此。在危机发生之前，金融效率、金融安全、金融发展都是不错的，但不断积累的结构问题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

　　这一概念有利于理清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金融监管之间的区别，有利于金融稳定工作的有序开展，明确相关部门和系统的职责。金融稳定的理论和实践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对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弄不清。从金融发展、金融安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四个方面的稳健状态定义金融稳定，区分了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和考核评估体系。

　　这一概念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金融稳定这个概念对于中央银行的基层部门和金融企业还比较陌生，什么是金融稳定？如何维护金融稳定？衡量金融稳定的标准是什么？对于每一个金融单位十分重要。从一个金融微观企业来讲，它首先要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率；其次，金融企业的发展十分重要，主要的金融指标必须实现稳健发展；第三，金融企业必须对其资产负债结构、产品结构、收入结构、基层网点结构进行关注，不断优化；第四，金融企业要采取切实措施，防范金融风险，实现企业的安全运行。最近各方面的调研发现，很多微观金融企业由于过于注重金融发展，忽视风险管理，出现了很多问题，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如近期曝光的湖南省建行的事件等。因此，一个明确的金融稳定的概念，使基层金融企业在实际经营活动中，注重以上四个稳定目标的有机统一，实现金融业上下目标和措施的高度一致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金融稳定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定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其内涵和外延不一样。各国可以根据自身金融稳定的状态确定金融稳定工作的重点目标、金融稳定的工具和考核体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国家的金融稳定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同。对于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金融稳定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会不同。在不同的时期，金融稳定中的相关因素也会发生变化，其工作重点、目标和机制发生变化。因此，对金融稳定的概念的界定，不要求有统一的格式。中国金融稳定的内涵和外延随着市场化进程和金融法律的不断完善，随着经济不断增长和不同的经济波动周期，也会进行调整和完善。

　　一是经济增长中孕育着盈利性的机会，而金融系统能通过有效动员和传导资源，或者讲能够提供一种盈利性的技术和制度安排使这种机会成为现实，满足了经济增长的需要二是直接通过动员社会储蓄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金融资源的创造支撑了经济增长三是通过金融创新的工具，使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条件得到满足，从而由金融引导或者促进了经济增长。可以讲，上述诸方面的金融发展，都可以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由金融稳定机制提供的制度安排的不同的货币供给结构、金融工具结构、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机构结构，对于经济信息和交易成本有不同的影响，一个发达金融系统可以减少信息和交易成本这对于储蓄、投资决策、技术创新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增长本身是金融系统稳健的根本因素，金融稳定战略适应经济增长更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永恒的主题。

　　一是只有金融安全才会有金融稳定，金融安全是经济增长的必要环境。经济发展需要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各种经济主体能够在市场上筹资。这里发达的金融市场，一方面要稳定，另一方面风险和投资适度。这就需要货币当局、证券监管当局的监管。不稳健的金融市场使融资和投资的风险很大，利率溢价高，汇率也不稳定，境内境外的筹资成本很高，不利于经济增长，对中长期的经济增长还会产生破坏性影响。不稳定的金融系统还产生金融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背离，从而引生金融泡沫、金融的过度投机可能使资本空心化，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这对于经济增长是极不利的。

　　戈德史密斯把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理解为该国的金融结构，这包括各种现存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金融中介机构中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等。如果我们把金融结构理解为对金融的解剖结果，金融结构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进行不同的描述。

　　二是对储蓄资源的动员及有效配置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结构性金融安排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这种结构性的金融安排主要是金融监金融稳定制度形成的。首先，

　　金融政策是否贡献于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包括索洛的增长模型，其隐含的假设是没有金融系统的无效，没有结构性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根据索洛的增长模型，除技术进步外，经济增长来源于资本的积累并取决于资本/劳动力的比率。对于发展中国家，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和配置资源。很显然，金融系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高的储蓄率特别是高的有效的投资率，依赖于稳健而有效率的金融系统。

　　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市场失败、市场不发达和追求经济“赶超”任务的背景下，对资源配置进行宏观结构导向和约束是必要的，这为东亚国家的经验所证明。这些国家强调政府对市场进行必要的指导，制定明确的经济增长计划和产业政策目标，并对资金进行结构性导向，以引导社会资源的配置，这样的经验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特征，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性。

　　第三，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金融空心化和金融过度泡沫，可能出现金融闲置与金融短缺并存，发展性资本短缺和投机性资本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可能加剧金融投机。因此对金融系统通过金融稳定机制进行结构性调控应是金融政策的重要方面。

　　银行间接融资与金融市场直接融资的相对重要性也许没有固定的结论，也许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银行可以在信息、资金监管等方面发挥优势，但金融市场可以在流动性和风险转移方面具有优势。两者在资本配置方面，人们更多地看到其分工的必要。一般讲，银行在短期资金的配置方面发挥着基本的功能，但长期资本的配置金融市场的优势则非常明确。如何建立一个优化的金融市场与银行机构的融资结构，是金融稳定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问题目前在我国表现得十分突出。三是有效的制度形成优良的金融服务，从而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都要求丰富的金融服务，要求改进金融基础结构。金融服务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直接的，这种服务包括对风险的分担和定价

　　提供流动性安排，监视并激励经理，提供企业家顾问等服务。这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

　　第五，金融稳定的平衡结构功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部门之间的金融流动。资本在部门之间流动，对于储蓄和投资行为，对于金融市场，对于发展战略的特征都有不同的含义。资本流动模型还把一个国家的资本资源置于国际大背景下考虑，。：即不仅考虑国内资本还考虑国际资本，考虑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及金融中介结构问题。

　　五4、是金融稳定的效率功能使银行与金融市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谓金融效率就是指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进行最优配置以实现其最有效利用。在现代金融经济条件下。金融，即资金融通。金融效率就是资金融通的效率，指在金融市场上，在健康的金融体制下和有效的金融调节机制下，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中介完成的或者由融资双方或多方在市场服务体系下实现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效率。金融效率的另一层重要的含义是金融公平，即是要达到福利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效用最大化。这不仅包含了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对金融效率公平意义的理解，对于定位金融稳定的目标十分重要，由于对这一意义的误解，相当一部分学者对金融稳定的目标进行了重复定位，在外延上使金融稳定的目标相互重复。我们知道，金融中介活动可以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来承担，也可以由金融市场来提供。前者是间接融资安排，后者则是直接融资安排，主要通过股权或者债权市场来安排。两种方式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众说纷纭。在历史上，英国和美国重视资本市场为中期增长融资的作用，而德国和日本的全能性银行则发挥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融资的功能。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初期，金融市场往往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艾伦(Alen，1993)估计，在英国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金融市场对固定资产的形成方面发挥了25%—一33%的融资功能，辛格(Singh,1992)对发展中国家的估计则是金融市场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例如韩国在80年代，通过金融市场的外部融资占固定资产形成的50%，有的大企业这一比例甚至达90%。价格和进入的监管一般与两种成本条件的特殊组合有关。这两种成本条件是:第一，沉重的沉淀成本，它构筑进入壁垒第二，沉重的成本劣加性，它意味着只有采取单一垄断，才能为特定市场提供最佳的服务。这些成本条件实际上就是市场条件，因为沉淀成本只有与市场租金相联系方具深意而成本劣加性也只有在使平均收入超过平均成本的产出范围里才能存在。沉淀成本的存在意味着竞争或潜在进入对有效定价和产品质量的维持不一定有利而且与巨额沉淀成本相关的风险可能造成投资不足另外，巨额沉淀成本意味着生产和传输设备的非再生性重复投资不尽合理。因此可能需要

　　利率和费率管制以保证在有效定价的同时使投资者得到合理的收益。不仅如此还需要限制进入以避免沉淀成本的过度投资。成本劣加性则意味着应该限制进入以保证某自然垄断者能有效率的生产。这就明显要求对价格利率和费率的管制，因为竞争下的获利效果受到了进入监管的限制。通过这种双重改进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从而向金融稳定的最优目标逼近。这种意义上的金融效率对金融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融稳定政策不同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主要表现为：两者的对象不同；金融稳定相对于货币政策而言，职能地位不断提高；两者的机制和管理方式不同。

　　配尔兹曼(Peltzman，1976)发展了一种管制的政治或立法模型，在此模型中，“立法者

　　作出做出管制决策以使他们所期望的选票数最大化。他通过给政治家在利益集团形成中充当一个角色，并为他们设定一个目标函数，从而对斯蒂格勒(1971)的模型作了扩展。这个目标函数就是取决于利益集团财富水平的多数生产函数(majority-generating function)”。对价格或进入管制来说，利益集团可以是消费者和企业。根据配尔兹曼的模型，我们可以推导金融稳定的最优利率和费率决定理论。监管当局所选择的金融稳定政策，不仅要满足选票数的最大化，还将使政治的边际替代率等于金融企业利润与金融产品消费者盈余之间相互转移的边际替代率，从而达到一种均衡。通过分析金融稳定的法规制定行为，有可能增进我们对金融稳定目标的理解。合法的政策制定单位(无论是金融稳定机构，还是其他行政机构或法院)的决策规则应该是可观察的，也许能够简单地表示，并且能够借助来源于具体案例的集中信息和标准的统计技术加以估计。这一模型实际上就是帕累托最优模型，即要在生产的和消费的“埃奇沃斯盒”中找到金融企业和金融产品消费者的利益均衡。金融稳定既要考虑金融行业的效率，也要保护金融产品消费者的利益。因此，金融稳定的目标集不全包含于货币政策的目标集。货币政策模型中的最终目标和中介目标都是需求管理意义上的经济调控目标，一般不含有福利经济学和管制学的内容。

　　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可以成为迫使金融机构遵从其指示的一个重要砝码，由此，中央银行就有可能而且也有必要进一步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检查。这种对经营行为的检查活动一直发展到现代央行对所有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进行的各种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基于这些检查所产生的一些初步的理论，就是金融稳定理论的胚胎。“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是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主要部分，其核心主张是放松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严格管制，特别是解除对金融机构在利率水平、业务范围和经营的地域选择等方面的种种限制，恢复金融业的竞争，以提高金融业的活力和效率。哈耶克对一般运用的市场规则和具体的政府行为之间作了区别，金融稳定政策和反垄断政策所面临的问题是去决定由什么组成让市场有效运作的一般规则。为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讨价还价而直接干预市场的企图应该避免。有效金融稳定的任务是为建立和执行一般市场规则而谈判。从制度经济学的意义上讲，金融稳定有一种制度目标。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这种制度有一种长期的效用。

　　1980年和1981年，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相继执政。他们都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撒切尔夫人主要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同时降低社会福利水平。里根总统则采取了降低税负、解除管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小企业等一系列刺激供给方面积极性的政策，来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发挥企业的活力。事实说明，这一套政策在恢复英美企业的竞争力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美国解除对民航和长途电话的管制以后，资费持续降低，服务大为改善。许多经济学家，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认为，这正是90年代美国高新技术产业飞速发展和经济保持长期繁荣的微观基础。无论是增加管制还是解除管制都是金融稳定的内容，一个国家提高金融稳定水平不能说是加强管制，而是适度的管制为金融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此意义上讲，金融稳定在供给管理方面的作用是一种“活力”营造机制和“结构安排”功能，而不是货币政策意义上的总需求管理目标。

　　结构型金融稳定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市场力量的过分集中、防止潜在的利益冲突、劝阻金融机构不要承担过度的风险，以及拓展与其主要经营专长不相符的业务领域。但是，采用结构型金融稳定措施经常源于政治上的考虑，如维护国内银行的主导地位，或保护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营业属地。近几年的实践证明，金融稳定的结构功能显得更加突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人们认识到仅从总量上的控制是危险的单向选择，总量上稳定的经济体经常潜伏结构性的不合理，正是这种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金融危机。

　　降低通货膨胀率和价格稳定被普遍认同为基本的甚至是主导性的长期货币政策目标。这一目标既是理论的论证也是实践的结果。从理论上讲，具有长期性特征的金融稳定对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之所以如此，其一是短期内旨在降低失业率的积极的货币政策和相应的金融稳定的制度安排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因此是不可取的。其二是长期的价格稳定可以促进产出水平的上升和更快的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其目的通常包括价格稳定、产出或就业稳定、利率稳定、有序的金融市场、汇率稳定，以及在固定汇率制度下防护联系汇率。很明显，金融稳定的终极目标包含着货币稳定和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是发展中国家容易犯的错误。一个稳健的金融系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对国内资源配置的需要，而且可以防止外在冲击，是推进与国际接轨的必要选择。金融结构安排就是要实行产业导向或生产性导向的金融稳定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样的政策战略就是优化货币供应效率的结构性货币控制战略。货币供应的效率还体现在尽可能适应货币需求。在短期内可以实现通货稳定与经济增长的统一，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轨过程中的国家，货币的速率是变化的，供给和需求富于弹性，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不断加大，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的任务艰巨。在此背景下，结构性的政策成为必要。

　　在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方面，传统的观点认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标。人们在用金融方法解决经济问题时往往导入一个误区，即首先考虑货币政策及所谓的“三宝”，在中介变量上则考虑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实践证明这一思考路径是不全面的。经济金融中的制度问题、结构问题和效率问题愈来愈成为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必要把金融稳定政策纳入宏观经济政策框架。金融稳定是货币政策的制度保证，没有这一保证，总量的均衡往往隐含结构的不合理和低效率。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危机发生之前，在总量上是看不出问题的，但在结构上，经济泡沫严重，不良贷款占比过高等问题十分突出。

　　我们认为货币中性论反映了一个基本的经济道理，即靠货币的创造和供应本身不可以带来真实真正的经济增长。但是，我们要对金融中性论加以修正的是，货币总量从长期来看不可能带来经济的增长，这是基于假设：一是没有金融结构的差异，即否认货币供应结构的不同可以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二是认为金融系统的服务局限于提供和创造金融资源，实际上金融系统的功能还在于提供远比货币供应更为丰富的服务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是在超乎金融中性论的视野之外进行的。结构性的金融稳定政策可以避免货币过快增长，又有保持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效的金融稳定政策，可以防止金融过度投资和泡沫，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防止“金融空心化”。对金融资源的社会导向，可以实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调节。

　　也就是说，宏观金融政策目标的实现是金融稳定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后果。对于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除了前述的货币供应结构外，还要考虑货币需求。如果货币供应曲线(LM曲线)相应移动，或者货币需求K（投资需求)增加(IS曲线右移)，由此引起的需求自适应性增加对经济增长是有益的。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封闭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比，主要在于政策环境不同:

　　第一、存在资本的流动。不论什么形式的外资流人，都会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影响。如果实行国家承诺维护固定汇率制度，经济政策就会丧失其灵活性和主动性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经济政策的效应更大，就是所谓的过急反应(over-shooting)效果，这也加大了经济政策的压力。

　　第二，存在汇率的风险。不论实行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经济政策最终都会因汇率的变动改变。

　　第三，在实行资本控制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余地稍微大一些，但是随着国内市场的开放和金融市场的发育，国家可能遭受外在投机因素的冲击，如果货币政策及其他政策的应对不当，可能会使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

　　第四，在开放经济下，货币当局通常实行所谓的不使基础货币增值的货币干预政策或者使基础货币增值的货币干预政策，但是必须承受一定的风险溢价损失。

　　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资金自由流动，各国的利率、货币汇率和股价紧密关联，各国金融市场日益融合成一个全球性的大市场。目前国际资本市场的资本流量每天超过1万亿美元，资本的流动速度和金融市场的价格传播速度大大加快，金融市场更加一体化和复杂化。金融全球化像任何新技术的发明使用一样，它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有人将全球化对人类的影响比作高速公路，人们可以更自由更快速地奔驰，但交通事故也许会更多更糟。在金融市场上，金融全球化的风险表现为资本的无序流动。所谓无序，是指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超出了经济运行和调整的需要，资金总供给和资金总需求开始在一个脆弱的高位达到新的平衡，然而这种平衡并非合理平衡。

　　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脱轨，虚拟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跨国资本流动的急剧增加，成为引发市场波动甚至触发危机的根源。不少经济学家和金融人士认为，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突出问题，即真实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虚拟经济脱离实际经济轨道出现高速发展的现象。国际上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政策取向不一，使得大量游资涌向变幻莫测的金融市场上寻找出路。80年代以来。全球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为1

　　·.5一—2%之间，国际贸易增长率为4%左右，而同一时期的国际资本流动则增长了25%。目前全球每年的国际贸易总额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但资金的流动却在100万亿美元左右，有大量的资金游离出生产领域，寻求套汇、套利、套期保值。金融全球化后国际金融的系统风险正是由于信息传递迅速和资本流动便捷所造成的风险。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中，任何一个薄弱点的波动都可能传递到整个世界，引起全球金融体系的危机，不排除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可能性。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在一夜之内会牵连损害许多别的金融机构，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多米诺效应。新的国际金融环境面临新的挑战，系统性风险正成为危害全球金融业稳定发展的大敌。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与核电站风险完全类似，导致紧急事件的可能性概率是很小的，然而潜在的可能的危害范围却是无限的。

　　在全球化的国际金融环境中，资金可以迅速大量地在各市场间转移，但要迅速了解资金在各个市场上的情况，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却有相当的难度。如在四级金融市场上，交易在计算机网络上进行，交易多少、手续费高低等交易情况，监管部门很难掌握，而且交易几乎不受时空的限制，为金融稳定带来了困难，形成了监管的空白点。国际金融的全球化进程远远超过国际金融稳定的全球化，其中潜伏着巨大的风险，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因素。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是，金融风险加大、缺乏监管却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在金融自由化迅速推进，金融创新大量涌现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稳定必须有相应的提高和加强。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国际金融稳定远远落后于国际金融业务，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稳定的矛盾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金融全球化的新形势对金融稳定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稳定必须由封闭式转变到开放式。